负薪有廊庙之忧，固善矣，其如廊庙之耻何！曰：廊庙顾岂无忧哉？特与负薪异耳。且天下之患莫大于同乐而异忧，作《负薪对》。

今上即位元年正月初，金贼以我疆埸之臣无状，斥候不明，遂豕突河北，蛇结河东，直抵京师城下。金贼非汉老上单于之比也，其兵亦无老上单于十四万之众也，彼时烽火照甘泉宫，望长安犹踰百里而远，今何为使我直有城下之师，犯孔子《春秋》之大禁？天其或者警惧汉文帝者犹浅与？负薪忧其九失而有三策。皇帝陛下初下亲征之诏，远近闻之，靡不思奋，咸曰是我太祖皇帝之旧章也，今皇上真似之也。太祖皇帝受天眷命，即位之四月，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叛，习五代之馀衅，自恃其兵为之勇，可称其山河之壮。太祖亲征，倍道兼行，其劳至于圣躬负石马上，使太行不得以为险。即日城破，筠投火以死。盖是举也，枢臣廷祚为太祖献策曰：「宜出师击之」。西京向拱曰：「陛下宜速济大河，历太行，稍缓之则使贼炽矣」。控鹤左厢都校马全义，亦于泽州城下进言曰：「缓之适足以资其奸便」。全义中矢，拔去，被血以先士卒，筠不得不与火俱灭之，速也。是岁九月，扬州李重进自谓周室之勋旧，继以叛闻。太祖亲征，复如李筠与火灰烬。筠则北结刘旻，重进亦南通李景，其祸心不浅。而不及掩耳于迅雷，则奈何。嗟夫，金贼之势逼于前日，而銮舆之出异于他日者，陛下无谋臣如廷祚、如拱，而将无如全义者乎！如其有能成陛下之初志者，天地为之威怒，风雷为之震击，跛者起而喑者呼，宁论女子童稚奋袂之勇哉？或曰：如陛下即位之初何！曰：陛下即位之初，孰如太祖当宋之为宋，方四月之初哉！或曰：论兵则我寡彼众。曰：战之胜负不在兵之众寡，而在将之能否。有古以来，不可胜言也，莫若以今事著明之。太祖在周时，以百骑却虏枭将高模翰之兵数万于瓦桥关之北，开宝初，太祖命田钦祚以兵三千于定州，背城以破虏六万。于时军中有三千打六万之谣，至今塞上儿童犹以此语为戏不忘也。借曰兵寡，岂无三千？背京师城而阵，当见人人如田将军也。关北百骑，则待陛下之临戎，复如真宗皇帝改元之二年，乘六龙幸大名，北虏不及望天戈而大败遁去。越五年，御龙辔幸澶渊，北虏才及望天戈，不及战，自败而请和。是我不速于和，而既利则能久者也。于时上相毕士安开其谋，次相寇准坚其行，殿前高琼效控马渡河之力，皆赖上意先定于前年之征也。太祖再出征，真宗亦再出征，若其问罪河东，则太祖、太宗皆一出征，陛下不一出征乎？其失之一也。图功以威克爱者，政典也。政典者，军政之典也。治国之常道，则威与爱均也。方有事时，汉景不能诛晁错，则天子之威令不申，而晋室亡，六胡之乱已肇也。唐肃宗之威令不申，而有郭子仪、李光弼为将，不能平幽蓟。武宗之威令申，以石雄、张仲武为将，而足以讨泽潞。近者周世宗即位之三月，亲征刘旻及契丹于上党，其爱将樊爱能、何徽败绩，世宗立取而斩之，将校股慄，思用命，而刘旻在太原亦为之破胆失据。世宗之师由是出无不胜，而四方僭叛相顾失色，中国之威一日而振，实为我有宋之驱除也。国家不幸有败国徼乱之臣，为万世之羞，非战将一日失律之比者，曰京、曰贯、曰黼、曰攸、曰（缺。）方金贼在城下时，宜枭以视之，又醢以赐之，因有诏敕曰：「此醢非他物也，为人臣而不忠者。不度事之利害，不虑国之安危，天命予一人戮之，凡食者诫焉无怠」。彼金贼虽非人类，而犬豕亦有掉瓦怖恐之号，顾弗之惧哉？舍此而不为，其失之二也。兵出无名，事故不成，明其为贼，适乃可服，古兵法之言也。唐高宗时，薛仁贵为苏定方讨贺鲁而言之，遂克成功。今国家于金贼曾不遣一介之使，问其所以来者何名也。彼素臣事契丹，乃一日灭契丹之国。自建隆以来，臣事我有宋，复一日举乌合之众顿于坚城之下，果何名哉？设如我与国也，玉帛初陈，车传未息，相与之新，当如是乎？无乃疆埸相侵乎？请责之疆埸之臣。否则将帅失信乎？请责之将帅之臣。今日果何名也邪？执事者既不责金贼之无名，又不名其所以为贼者，重可惜也。何则？自古兵之大禁，乘车深入则败，猖狂不制则亡，贪人金币则灭，有所恃而骄则众相残，淹时而兵老则下必图其主帅，金贼俱犯此五者，我取而歼焉可也，执事者似未之明也。苟不明乎此，则败亡反在中国矣，可不念乎？金贼之君不知何人，恐非冒顿之暴勇、颉利之狡谋可与为比也。其谋臣郭药师者，唯能与我阉贯为谋，而贪墨无耻如中行、说辈，借以资其身取富贵耳，恐亦不可比禄东赞之辞婚，可以动唐太宗，尚结赞之狂谋，几能擒浑瑊。如郭药师者，使得一粗晓边情部队将说之，不过一二言而唾叱之矣，刑馀而又责之贯，实在部队将之下者也。大抵不知其君则视其将，不知其众则视其国，不知贫富则视其器械，不知其所为则视其所好。金贼之将如郭药师，则其君可知也。其国之东西几何，南北又几何，朝臣高丽，暮臣契丹，介于奚霫、室韦、靼达之间，实彼群族帐之所贱者。今亟兴师乘马而南，则其众可知也。器械必资铜铁竹箭胶漆之上品，举非彼之所产，宜其窳顿不刚，惟中国之器是求，则其贫富可知也。金贼之嗜好，大在金币子女，细及耳目玩物，则其所为可知也。凡百亡国灭身之具，何其备邪！昔侯景所与同恶，无非驽才，其党自叹曰：「乖僻至是，安得不败」？金贼似景，皆暴起而灭必速也。苟明乎此，则何惮而不取以歼焉？既此之不明，其失之三也。金贼不避利，求割地以河为界，执事者不尽河以赐之，姑赐高阳府、中山府、太原府暨其郡县，无虑名城将百数，自以为有谋也。不知今天下者，太祖之天下也，孰敢以寸土不在王会图哉？高阳、中山者，我太祖、太宗暨周世宗躬冒矢石，艰难而得之者，乃一日谈笑而弃之邪？太原则太祖、太宗相继亲征，冒矢石甚于河北，其艰难则久于河北，真宗自谓先帝竭四海之力以得太原，顾弗重邪？又忍如堕甑而弃之邪？执事不可，重谕之曰：彼初称女真时，在我太祖朝尝盗我白沙塞三马，适尔贡马之使在阙下，太祖命执之不遣佥年，渤海之使为女真以表谢过则释之。其在太宗时，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，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，不谓敢睥睨中国之地于今日也！此其失之四也。金贼其何厌，敢肆求黄金重币，不知其几何，但闻国家府库空竭，下捃于公卿大夫士家，细不遗乎闾里民庶，其上逮宫帏供奉之器，则苟有人心者，不忍言也。方唐吐蕃纵横凌轹时，入京城劫掠黄金，则必有之，亦不闻明言求金于王城也。其在盐州、夏州者，则尝求金矣，是吐蕃施于盐州、夏州者，金贼傲侮于京城也，不已甚乎！执事者何不谕之曰：府库者，祖宗之府库也，国家于经费之外，未尝敢以一毫赏无功也。且国家初未尝相聚歛之臣，亦无事于府库之富也，安得有金以满溪壑之欲哉！在我国家之初，女真岁以市马于中国而资富，其后女真服事契丹，则中国但知有契丹之马，而不知有女真之马也。女真之名马遂亦绝种，得非天以其马畀中国而不畀契丹乎？女真又安得而私邪？以故不逞而南，唯以无马为恨，涂路剽掠而未知已也。彼穷饿不得吾市之金，乃无名之求邪？夷狄皆贪而多诈，唯女真之贪而多诈，高丽犹贱之，雍熙间尝为吾使者诉之也。以黄金弃之溪壑，此其失之五也。《春秋》重信，盟生于不信，《春秋》是以诛盟，中国诸侯之盟固在所诛，况以中国盟夷狄乎？又况以王人与盟乎？隐二年，唐之盟鲁，与戎盟也，此《春秋》始隐之一端也。僖八年，洮之盟。二十九年，翟泉之盟。王人与盟也，此《春秋》责齐晋之重者也。兵而不已至于盟，盟而不已至于质子，则又《春秋》之所不诛也。在汉唐时，但闻夷狄有质子于中国，不闻中国有质子于夷狄，礼则然也。金贼一日于王城下盟誓而质子，苟有明《春秋》之大臣，则其责当如何，无乃失中国之所以尊者乎！彼如有求质子而及亲王也，何不谕之曰：亲王者，上皇之子也，陛下方如尧亲九族，忍弃上皇之子于胡虏乎？如质陛下之子，则方就外傅，未任武部之事邪。彼虽犬羊，亦未必忘父子兄弟之亲也，闻此言，恐亦耸然自失矣。又如求质宰相，则当谕之曰：宰相者，陛下之股肱也，何可一日不相与以成一体乎？邦昌者，虽不知为何等人，既命之为宰相，则当待之以宰相也。彼亦号有君臣，则宜知宰相之重矣，亦闻此言而得安乎？虽然，质固何有哉？曹公因韩浩私吕布，不顾夏侯敦之被质，著令有持质者皆并击弗顾，由是劫质者遂绝，此曹公所以能振威于中国也。中国不得其所以为尊者，其失之六也。然金贼一日得吾瀛、定、并门重镇，未必能为其强；其得吾金币无虑数十万，未必能为其富。何则？夷狄喜相吞并斗争，是其犬羊狺吠咋啮之性也。唯其富者最先亡，古今夷狄族帐大小见于史册者百十，今其存者一二，皆以其财富而自底灭亡者也。今此小丑，不指日而灭亡，是无天道也。唯有一事大可惧者，又特遗之以谋臣也，遂将使此小丑得以其强者为强，富者为富，可不惧乎？国家以契丹归朝官悉遣归于此小丑，无乃执事者未之思乎？盖此色人布满州郡，无虑万数，远者十数年，近者三四年，且尝预官联，临局务，亦有喜读书，通吏事者。其便弓马多膂力，喜战斗，则又其性习然也。且其中国之事体人物，靡有不知其孰强孰弱，孰能孰否，与夫道里孰远孰近，孰险孰易，皆得以为此贼之谋，其害一也。此色人在中州，初颇喜自陈其高曾之家世，曰此大家者吾之同祖也，曰此郡县者吾坟墓犹存也。幸今复为王民，亦颇买田种艺，与人家婚姻，其意不浅矣。亦颇有惜中国不用贤，多遗才，为司马公而叹息者。今一旦阻其慕王风之心，投之于犬羊猪彘之群，则以其苦心为彼蘖谋，其害二也。且彼与金贼亦有平日怨嫌不相能者，或当南北战斗时，兵刃相残之酷者。今又一旦快彼贼心，其害三也。彼携老幼恸哭，驾胡车弯弓露刃而行，籍籍道路间，言曰：「投彼死尔，孰若死在此」？以故所过之处，闭户避之，既宿而去，则居者相贺。如其为彼用也，亦可虑哉，其害四也。金贼陆梁于城下时，此辈亦有请质妻孥，愿与之格斗者。庙堂之谋曾不知出此，而州县固不敢上闻矣。此一大便而资以为彼小丑之用，其害五也。彼归自契丹，而乃复归之于金贼，不知为何名也。无乃示怯于金贼者过甚乎？其害六也。使彼顾盼之间，禠中国之衣冠，复夷狄之态度，弱者羞恧，强者怨恨，道路为之咨嗟，非王者无外之度，非天无不覆之美，其害七也。明有此七害，而议者不过曰：庙堂有徙戎之论，为日久矣，适此时而徙之，不贻中国他日之害也。复请之曰：如可徙也，岂无异日？执事者幸少待之，徙之金贼，孰若待我国家庙堂之议成，复疆理幽蓟之旧土，使彼复有仕于彼乎？且诸葛亮于南蛮四郡，皆因其土人而任之矣。借此万馀人皆无所知解，直以增彼驰突之数，固亦不可。彼小族实难得生齿，所以汲汲是求也。昔朱克融辈方饥寒于京师时，从宰相乞一饱之日而不可得，安知复有幽燕故巢，不忝其祖滔之风，终为唐室之害哉？如不用宣和七年以前诏书，复存之于中国，其失之七也。此贼蚁聚于城下时，大臣不知画谋，不知一日纵敌，百世为害，战士不肯尽力，留贼以累君父。圉人养虎自贻害，不胜责也。传曰：「无伏节死难之臣，孔子伤焉」。可不信乎！设不能有钟鼓举而歼之，尚可震而逼之，合而围之，使鸟不得渡，马不得嘶，此贼不忿而相搏以死，则无食而饿死矣。奈何既不得攻，又不得围，纵其游骑散卒，或百或十，朝出而残一邑，又明日出而残一邑。王畿根本之地，富室最多，适足以资其流血成沟也。王畿荡灭将尽，遂及辅郡诸县镇，走官吏如鸡犬，取故相家孙女姊妹缚马上而去，执侍帐中，远近胆落，不暇寒心。然非金贼残之也，实官军残之也。方贼入一邑时，未闻官军一人袭而来救，咸谓彼出不意，而我适不为之备也。以故知阉贯前日臧底河之败，士卒死者十万，不减永洛之酷，朝廷莫得而闻也。贯蹙，熙河经略使刘法出师，为西贼掩而杀之，如携童稚，朝廷受百官班，贺西师之捷也。近而刘延庆于雄州北僵尸百馀里，而弃金帛军实于乱尸之中，不可称数。并取雄州弓手，天下称为枭勇，而契丹素所畏者，贯悉杀之，朝廷既不正典刑于延庆，而贯寻封王矣。法制之兵当如是乎？其失之八也。或曰国家征兵于方镇而未至也，前与之和矣，曰城下之盟，有以国败，不能从也，是《春秋》之法也，敢不守而行之？韩信之伐齐，先有郦食其与齐和矣；李靖之灭颉利，唐俭深入虏庭而和矣；薛仁贵之取九姓，先受其降，而知降者伪，则不若悉坑之之威也。是皆《春秋》之法也，何独古人以制胜，今则失之，无乃天下之士恶言孔子《春秋》之弊乎？虽然，征兵于方镇而不急奔命者，其故何也？汉陈豨反于代，高祖以羽檄征天下兵，未有至者，高祖乃躬选壮士于邯郸，盖豨之罪未白于天下也。唐代宗有吐蕃、党项京师之危，诏诸道兵，四十日无一人入关者，吐蕃、党项虽为天下所嫉，而程元振、李辅国凶阉之不君，复为天下之所忌也。天下岂不曰元振、辅国者，吾家之吐蕃党项也？塞上之吐蕃、党项，吾力可及，而吾家之吐蕃、党项，吾力之不可及也。今阉贯之凶燄出元振、辅国上，既未枭而醢之，尤为天下之所忌也，然实因兵制驱之而然者，何则？兵在州郡，则兵驯而州郡重；兵专命将则兵骄而州郡轻，盖将重则州郡不得不轻，将骄则兵不得不骄。惟州郡轻则帅府轻，帅府轻则京师轻，此天下之势也。祖宗之兵寓于州郡，命其守臣曰知州军，以某军重某州也，其将则州都监是也。州郡都监平日事其守臣卑且谨，则其兵无自肆也，此祖宗之兵制也。开宝之兵三十七万，是谓必胜之兵。至道之兵六十六万，是谓威武之兵。天禧之兵九十一万，是谓太平之世保大之兵。庆历之兵一百二十五万，是谓昊贼之后应变之兵。皆以根抵京师，而枝干四方，宜其百世莫得而加损于一日也。乃有大臣喜变更祖宗之法度，兵制亦不得而存，合数州之兵以为一将，将重而州郡轻矣。州虽有兵之营幕而窘于月食时衣，其号令之所加，进退之所系，则在将而不在守臣，以都监而领剩员，厢军之外，不知将司一事也。将兵视州民如胡越，将官待守臣如寇雠，又有大可惧者。幸宗庙社稷之灵，无回戈吞噬之变，则昧者未之谕也。唯司马温公，熙宁中在洛下，见留守前宰相韩绛，以数十老弱之卒，奉旨祷雨中岳，而将兵有出城之禁，奏疏论之。曾布帅太原，躬自不胜将司之无礼，而终不以将法为非也。此者不幸有金贼之役，如徵旧制之兵，则诏至一州之日，则一州之兵奔命而东，上不必待于他州，切恐他州之我先也，州兵之急于用也。今征新法之将兵，而将兵分隶数州，必合而起之，又各仰其州之钱粮以资之，是州兵一日之事，为将兵累日之事也。将兵之不可急用也如此。国家承平日久，人材不甚相远，都监之材武不知视将官果何如，唯阉孺之役，商旅之族，乃得超授将官，而都监孤寒，以考第平进者，不敢与之比也。此州郡兵制之失，使其赴援不时之弊也。若其京师兵制之失，使其寡弱不足以为京师之重，而威乎天下者，亦其自变更祖宗之旧制也。祖宗知汉唐都雍与洛，以山河为险，人可兼而有也。今都汴阳，无山河为险，而唯以人为固，乃屯重兵于京城之下，或分粮于京畿之邑，他人莫得而轻重之，唯我以之为用，是本朝以兵设险，险于雍洛之河山也。奈何喜变更之大臣，销去祖宗傅城之兵营，曰坐縻太仓无用也，曰阙额之金因得以为利也，闲地可以利室庐也。大臣而浅且陋一至于此，安知百世之安危哉？宋守约自以并营为功，闻于一时矣，使我翊卫京城之兵营，十无一存者矣。今之贵臣强宗，则为别馆园囿，与夫道宫释宇者，皆昔之营地也。后生但誇今日游地之雄，孰知昔日宿兵之雄哉？倘如祖宗之旧制，城外之兵营棋布相望，而謦欬之音日夜彻乎数百里之间，使四夷来朝贡者远而望之，于郁葱佳气之外，有森然不敢仰首之威光，则被金贼虽欲喘息于城下，而无以留旦暮也。祖宗以兵为险，而城不必高，池不必浚也，吾之京师是谓天邑，是谓神皋，其守唯在四夷也。由是观之，祖宗京师之兵制，优于唐之时府卫多矣。唐之府卫远，而不若我之近也；唐之府卫勤于命将，而我初不命将以私之也。内外兵制系国家安危，其失之九也。幸而有三策焉，曰：命威望之大臣以守魏，而高阳可保也；命威望之近臣以守镇，而中山可保也。在唐则魏博重于镇冀，镇冀重于幽燕，魏博、镇冀合而制幽燕者也。祖宗于河北建四郡，而河东唯太原一镇，其旨微矣。今不得已，于晋于潞，或择建一镇，或各建一镇，则太原可保也。此重镇之策也。于河北、河东慎择守臣，文武并用，待之则厚，委之则专，于转运使、提点刑狱之外，无繁破旁午之使者，以蹂践之，抟啮之，则金贼虽得吾州县，而无得乎人者，安能一日而居哉？大要如太祖时，郭进于邢州，李汉超于关南，何继筠于镇定，贺惟忠于易州，李谦溥于隰州，姚内斌于庆州，董遵诲于通远，王升于原州，不减唐李抱真于泽潞，马燧于太原。虽曰崎岖于剧贼之中，而威震于华戎之上，吾民既安矣，何恤乎小丑？夫然后于民给复者五年，末之犹三年，明诏曰：「山泽之利，与尔共之，吾不禁也。盐食之货，尔专有之，吾不与也。尔无种粮，则吾给之；尔无牛耕，则吾畀之；尔无农器，则吾铸之」。于是乎十数年流转四方之民，不约而无远迩来归矣。唐宣宗何德以复累世所亡河湟之地哉？而能以恩惠顾于既归之后，犹不失《春秋》重民之道也。此内治之策也。远交而近攻者，范睢之谋，唐太宗为能用之也。王者之师不必出，而以夷狄攻夷狄，则王者之师不战也。国家之制迁贼命于藩罗支，其制元昊亦命乎唂厮罗，是世效忠顺以报朝廷者。一旦灭之为郡县，今熙河是也，自是夷狄怨中国多矣，德之不以为恩也，疆埸之上无日无烽火之警。今因金贼陆梁之后，丕然大变其政，得重使如唐贾林、本朝曹利用之类，以告室韦奚霫靼达诸蕃，鸣金贼之罪而四攻之，金贼何地以苟活哉？若高丽则金贼素所臣事者，我之厚高丽者如何，其为我缓急之役当如何，将见金贼虽苟活，不可得也。《春秋》之功莫大乎存亡国，孔子犹书卫人立晋，不与齐侯之专封，而大天子之命也。今天子为能命韩昉辈访耶律之后，礼而立之，则九夷八蛮罔不仰中国之至仁，服陛下之丕德，非特为耶律氏再生骨肉之恩也。仁之所施者深，则诚之所归者广，于是乎耶律氏为我藩篱，蚤虱金贼而汤栉之，凡厥涿蓟诸郡，恐却之而必以归也。汉光武不肯从藏宫、马武之谋，因匈奴衰乱而取之，乃立南单于以制北单于。唐太宗虽曰灭颉利而立突利可汗，使率其故部，示不灭人之国也。故曰兵所以存亡继绝，救乱除害也，今何惮而不为！此外交之策也。唐太宗有郭子仪为将，吐蕃内侵，相继五年。德宗有李晟为将，而吐蕃内侵，相继三年。则今日之忧，未易以一冬一春必也，庙堂之上可遽缓带乎？借如三镇之地已无及，而三镇之馀犹可及也。今日之师已无补，而明年之师或尚可补也。皮肤之疾愈而却医可也，心腹之疾犹存而医未易却也。